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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及金陵制造局对苏商文化精神的影响

在“洋务运动”兴办西方工业和向西方近代工业技术文明学习的气息之下，南京成为孕育“洋务运动”新变化的重要城市，近代苏商的实业思想，直接受到洋务派的影响。没有洋务派的支持，即直接的官商互动关系，后来的苏商代表人物如南通张謇、无锡杨家、荣家及后来南京的范旭东等开办实业也是不可能的。

（一）以军工业为龙头的一批工业企业奠定了南京近代工业基础，在传统的政治军事独特运势的文化中，新绽开了工业文化之花

李鸿章以金陵制造局为代表的南京军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开创和发展，对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是一个良好开端。洋务运动带动的实业，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很明确的自强奋进道路方向，也启动了中国社会重实业和商贸的转型发展。在官办近代工业的带动之下，南京开始出现由商人投资兴办的民间近代工业企业。

1894年，南京第一家由商人投资兴办的近代工业——胜昌机器厂建立。随后，一批船舶修造、机器制造、纺织印染、服装制作、粮油加工等私营工厂相继建成投产，其中较知名的有协昌机器厂、永泰昌机器厂、永兴翻砂厂等。

津浦和沪宁铁路的通车，南北陆路与长江水运的交汇凸显强化了南京区位优势。英商和记洋行、津浦铁路南段机厂（南京浦镇车辆厂的前身）创办，中国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江南水泥厂）创办，范旭东创办的号称“远东第一大厂”永利娅厂落户南京大厂，侯德榜参与主持的制碱厂、氮肥厂、我国第一座化肥厂——永利硫酸铵厂（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前身）等一批影响至今的知名企业自此纷纷创立，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化学工业。

南京又成为中国重化工业基地。毛泽东评价中国近代工业化人物，指出：“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纺织工业不能忘了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了范旭东，运输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

（二）南京近代工业化道路艰难，苏商吸纳到有益营养

中国近代工业在十分艰难的内外环境中起航，但终究没有取得理想的程度，原因有许多，主要还是一个体制和财力问题，弱政府的内乱、战争频仍、弱国无外交的落后挨打，从根本上阻遏、延迟了工业化的发展。

但洋务运动促进南京近代工业化进程，其积极意义在于使苏商在世纪之交呼吸到新的空气、拥有新的智慧。

南京成为苏商文化精神的重要源泉——

1.国家层面明确办实业的宗旨，这为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指明了方向。

在李鸿章和曾国藩的带领下，许多省份也先后用“机器局”“制造局”的名义，不断设立军火工厂。引进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原来的官营工场手工业有了根本的区别，打上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烙印。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生产新式武器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清朝军队的落后状况，走上了国防近代化的道路。

洋务运动尽管问题众多，但效果是明显的。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兵轮，在1874年有效阻止了日本军队对台湾的侵略；兰州机器局制造的军火弹药，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斗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金陵机器制造局的军火，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军队在中法战争中的陆路胜利。

洋务运动是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由上而下发动的，主角是洋务大臣和附庸于他们的官商。对军事工业的全力以赴，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国营资本为主力，以创办大型企业为轴心，还垄断了钢铁、交通和矿务等资源性领域，洋务运动奠定了中国重工业基础，对现、当代工业发展明显有着定位性功用和潜在影响力。

洋务改革派的宗旨十分明确：“富国强兵”，“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实业必须是在国家目标中兴办，官商关系是决定市场的重要关系，这形成了苏商极重视看“政策”方向、善于营造良好官商关系的稳健精明并办企业定产业方向的传统。苏商的发展在这样的规制中走了一条重实业、重制造的道路，南京的实业发展尤其有着重工业和化工特色，并不断获得能量，最后获得爆发性、全面发展。

2.官办企业是近代实业的主力军，并有民间资本的介入，民用工业的创办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官僚资本是中国近代工业的鼻祖，官办企业资金都来自清政府的财政划拨，生产的武器弹药都归湘军和淮军以及其他各省军队使用。官办企业不参与市场竞争，不产生直接利润。官僚资本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直接推手，官僚资本的强力推进下，方有民间资本的辅佐性介入。

因为是为政权直接服务的，官职到哪里，战事指向哪里，军工制造就跟到那里。1863年11月，曾国藩从两江总督任上调赴徐州前线为钦差大臣，全力主持“剿捻”事务，李鸿章也移至南京，把马格里主持的为了对付太平军的苏州洋炮局迁到南京建立的。到南京后，规模扩大了，生产能力也提高了。主要生产各种口径的大炮、炮弹和子弹，还生产其他军用品。

同时，洋务派在甲午战争前后促进创办的一系列民用工业，显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激发来自民间的相对自主的创办实业热情，这是一个全新的开端，构成了新兴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先进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方向，刺激鼓励了民营资本企业的发展。

3.政商体制下，民间资本的参与是发展近代工业的重要因素。

官办的国有企业腐败丛生，形成了之后国有企业的“通病”：责任心弱，赏罚难明，效率低下，成本高企，质量粗糙。与民营企业相比，劣势明显。李鸿章深知其中不堪，于是改搞“官督商办”，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简单来说，就是先将启动资本借给商人，然后由商人借政府参股的信用集资办厂，盈利后按股份分红。李鸿章在1872年主持筹建的中国第一家轮船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在1878年主持筹建的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厂——上海机器织布局，以及煤矿、电信等各企业，多以此模式建成。多年以后，李鸿章仍将轮船招商局看作事业上的最大成功，自称“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历史的是合理的，这样的传统依然没有在苏商身上割断消散。一部苏商发展史，可以说就是官商关系史，苏商有着参与“官督商办”的丰富历史业绩和经验，从改革开放前的社队企业，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乡镇企业改制、国有企业改制民营化和当下的混合所有制发展，苏商都是这样官商关系发展变化中办企业和商业模式的积极构建者。

4.金陵制造局特别是后来兵工厂的企业文化至今对苏商有着借鉴意义。

20世纪30年代金陵制造局兵工厂厂长李承干，早年留学日本，与郭沫若、吴玉章、成仿吾等爱国进步人士相交，1931年破格提拔为金陵制造局兵工厂厂长，任职长达17年，并拒绝去台湾，迎接解放，加入中共。他拟定了十六字的厂训“亲爱精诚、忠实职务、公正廉洁、勤俭求知”，抗战时期，他请郭沫若撰写厂歌，又请音乐家贺绿汀谱曲：“战以止战，兵以弥兵，正义之剑是为保卫和平，创造犀利的武器，争取国防的安宁，光荣的历史，肇自金陵，勤俭求知，廉洁公正，迎头赶上，尽我智能，工作是不竞争，我们有骨肉般的友爱，我们有熔炉般的热烈，我们有钢铁般的坚韧……同志们猛进，猛进！同志们猛进，猛进！”他提倡全面提高职工素质，提倡职工体育运动，他主张军工和民用工业要打通，“把武器制造的学识研究，寄托于各种工业中，无事以民为主，有事变民为军”，他把员工、国民素质的提高看成国力提高的关键，他说“国家的强弱，视乎其国民之奋靡，而不在人数之多寡。苟国民精神振作，而能急公好义，为国忘私，则国家末有不兴盛者。反之若国民生活腐败、精神萎靡，知识谫陋，品性卑劣，好逸恶劳，虽为数众多，亦末有不日趋于灭亡者。”

苏商文化中极重视“双关爱”，即“关爱企业、关爱员工”，这成为企业文化的血肉。李承干创建的企业文化，可以视为“双关爱”的胚胎。一切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一切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有吸纳扬弃提炼精华的传承的，金陵文化对苏商文化有着源泉性影响，此为重要方面。

5.南京成为开放和人才集聚之地，为苏商的发展作好了智力和精神准备。

1864年5月，李鸿章在一份奏折中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殊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精。”他不但提出要学习西方，还试图改革科举取士的传统办法，招举重工业应用和现代技术人才。

历史的发展是力的平行四边形，洋务运动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工具，开启了新文化之门和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在洋务派的周围，有着来自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国际化专家和人才，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里，也培育造就了一批掌握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随着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等近代工业的兴建，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生产技术，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出现了。同时，企业的较高利润吸引官僚、地主、商人投资工业企业，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刺激促进作用。虽然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它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南京出现了第一批近代意义上的西式学校、近代化工业企业，人才集聚效应明显，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化的历程。

特别是，这批人才的精神可嘉，与他们的智力才能一样重要，或者更重要。他们并没有食洋不化，而是能够立足中国的实际，有一颗赤子之心，在艰难条件下创业崛起，焕发着强烈的自主创新、自力更生精神。如范旭东、侯德榜开创南京化学工业，艰苦条件下坚韧不拔，他们有一条规矩，“凡机器设备能自造者，皆在厂内自造”，并成功制造了中国第一袋化肥（硫酸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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