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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可以说是老舍的经典之作，每次看一遍都会有不同的感触。

《茶馆》在创作之初，其实是一部由老舍先生创作的名为《秦氏三兄弟》的作品的第一幕。经过曹禺和焦菊隐等北京人艺第一代艺术家的建议，老舍先生将这一幕进行扩充和改编，就是现在的三幕话剧《茶馆》。其中很多桥段是吸收了众多老艺术家的建议。比如，第三幕最后三老撒纸钱的桥段就是老舍先生听取了于是之老师“感觉结尾不够丰满”的提问后扩充的部分。所以说《茶馆》是北京人艺的镇院之宝绝对称得上当之无愧。

《茶馆》只有三幕，却分别写了三个时段，通过形形色色、生动鲜活的人物命运的描写，反映了从戊戌变法失败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权覆灭前夕近50年的变迁史，揭示了旧中国黑暗与腐朽，真实展现了当时广大人民群众苦难生活，突出了表现了分别“葬送了三个旧时代”这一主题。

在这三个旧时代里，广大人民群众无法摆脱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广大人民群众受封建腐朽思想的毒害最深。当自已深受其害的旧时代，只有对自已苦难的愁苦和愤恨，对人吃人的旧时代显得如此苍白无助。只有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才是中国的出路。

话剧《茶馆》反映的这段历史，是中国旧社会的缩影，是对旧社会的血泪控诉，使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旧社会广大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倍加珍惜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记住这段历史，激发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自已的实际行动，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茶馆》真的很不错，享有很高的声誉，值得我们一看。

老舍运用他独特的审美观和视角将旧中国三个时期、五十多年的历史浓缩的反映在这一小小茶馆里，当然贯穿主线的就是茶馆老板王利发。我们目睹了他的一生，从青年到中年直至暮年，随着时代的轮换，时间的推移，对他的感情也逐渐的发生变化。

最初反感他的自私和冷漠，但是在第三幕，看着他紧紧追随时代步伐改良茶馆，日日为茶馆奔波却仍旧使祖宗的老字号日渐没落，他落寞的身影和那些大兵的贪婪狡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人物在时代里的遭遇往往能反映整个时代的悲剧命运，试想，连这样聪明圆滑随机应变的王利发，可以称得上个有产阶级的人物都摆脱不了贫困受辱的命运，那么普通人的生活更加可想而知了。

王利发这个人物，老舍对他的开场介绍是这样的：精明、有些自私，但是心眼不坏。这应该算是个很诚恳的评价。子承父业，能在乱世中延续老茶馆的生命，这就对茶馆老板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假设一下，如果没有王利发的圆滑，而换了常四爷的“铁杆倔强”，在第一个大转折时期，老裕泰就会被那些投机的卑鄙分子“吃掉”。正是因为王利发的圆滑之处，“不谈国事”、“多说好话”、对穷人视而不见、毫无同情心才得使老裕泰又度过了风雨飘摇的五十多年。他会变通，头脑灵活，会投机取巧，见机行事，改良茶馆建造公寓，因为学生有钱，到什么时候都要上学……

这些都不能怪王利发，天下有太多的穷人，太多的不平，一个小小的王利发，他只是个开茶馆的，只是小市民安分守几的代表，他的自私具有普世性，因为整个社会的战乱动荡不是一个普通人所能左右的，能在如此环境下明哲保身已属不易，况且他还要养一大家子人，要延续茶馆的生命，承载祖传的家业。

一个人一生的责任和使命有很多，他要成就一些必然就要舍弃另一些。就像《玫瑰门》里的司猗纹，她一辈子要强，一辈子显示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她要给人制造精明干练的形象，所以她不惜去牺牲一切，她失去了作为外婆的慈爱，少了作为母亲的温柔，甚至故意“作秀”主动上交财产为自己赢得“社会的地位”和“尊重”。

与王利发相比，司猗纹的命运更多了几分悲剧。尽管两个人物的时代不同，在时代这个洪流里，他们孱弱、无力，但是他们却忍耐、抗争。一棵白杨，一只玫瑰，却比一般人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和持久的韧性。

老舍在《茶馆》里表现的大多数人都丑陋不堪，但是我想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揭露和批判鲁迅笔下的“国民劣根性”，而是为了彰显乱世之下的真情和淳朴。我国大多数本土的作家都有对我们自己国家、国民的深厚感情，这一点在老舍先生这个“老北京”作家身上体现的尤为突出。

自古有“无商不奸”的说法，对商人存在明显的偏见，也是老舍用王利发这个形象改变了我们的观念和认同感。从某种方面来讲，王利发也是个正义的化身。他告诫刘麻子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他对唐铁嘴说“我不光耍嘴皮子，我心放得正！”，他收留了曾经从茶馆被卖出去的康顺子母子，尽管当时自己家里都已经捉襟见肘，这些细节都是老舍有意要表现王利发善良、真实的一面所作的铺垫。

在我们目所能及、耳所能闻的范围内，通常都会有这样一种体会，一个人做了很多坏事所留下的深刻印象很容易就被他做的一件好事所取代，纵然王利发有些自私自利，但是原则上他并没有做过一件超过道德底线的事情，那么我们对他的印象就更加容易向好的方面转变。更多的为他淳朴、真诚的一面所打动。

当国家面临危难，那些有能力为国家、为人民出力献策的人都躲避起来吃斋念佛，诸如崔久峰之辈，只为自己活得安宁，不缺衣少食，落得个自由随意，却不顾黎民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王利发却心怀国家，纵然他不懂得战乱纷争的原因，也不清楚形势的变化，但是他却着急企盼战争平息、国家安宁，要“死马当活马医”。

固然那些大人物在历史转折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他们也同样容易丢掉信心、失去力量，不顾全局。在国家危机的时刻，正是像王利发这样普普通通的人民坚定信念、怀抱希望，凝聚成的巨大的力量，才能够让国家、民族有力量、有勇气去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也让我们看到了胜利和希望的曙光。此情此境，一个王利发就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

扩展资料

《茶馆》是现代文学家老舍于1956年创作的话剧，1957年7月初载于巴金任编辑的《收获》杂志创刊号。1958年6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剧作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通过一个叫裕泰的茶馆揭示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光怪陆离，以及在这个社会中的芸芸众生。

剧本中出场的人物近50人，除茶馆老板之外，有吃皇粮的旗人、办实业的资本家、清官里的太监、信奉洋教的教士、穷困潦倒的农民，以及特务、打手、警察、流氓、相士等，人物众多但性格鲜明，能够“闻其声知其人”，“三言两语就勾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作品通过茶馆老板王利发对祖传“裕泰茶馆”的惨淡经营，描写他虽然精明圆滑、呕心沥血，但终于挡不住衰败的结局，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走向。剧作在国内外多次演出，赢得了较高的评价，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

茶馆的内容简介：《茶馆》结构上分三幕，以老北京一家叫裕泰的大茶馆的兴衰变迁为背景，展示了从清末到北洋军阀时期再到抗战胜利以后的近50年间，北京的社会风貌和各阶层的不同人物的生活变迁。

每一幕写一个时代，北京各阶层的三教九流人物，出人于这家大茶馆，全剧展示出来的是一幅幅气势庞大的历史画卷，形象地说明了旧中国的必然灭亡和新中国诞生的必然性。

第一幕：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一个初秋的上午，裕泰茶馆开始营业，掌柜王利发兴致勃勃地坐在柜台上。三三两两的旗人，遛够了鸟儿，走进茶馆来歇腿、喝茶。有两位茶客唱着京戏，另外几个围着桌子观赏瓦罐中的蟋蟀。茶馆中到处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可是常四爷偏要谈谈国事。

第二幕：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时期。这时裕泰茶馆渐趋衰落，茶馆主人王利发积极迎合潮流实行改良，却仍然难以维持下去。主要上场人物：王利发、常四爷、王淑芬、刘麻子、唐铁嘴、松二爷、宋恩子、吴祥子、李三、康顺子等。

第三幕：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特务和美国兵在北京横行。康妈妈正在商量去西山找康大力，由小刘麻子介绍来当女招待的小丁宝，也走进茶馆与老掌柜攀谈。他们互诉不幸，含着眼泪为自己撒起了纸钱。这时，茶馆里的灯光渐渐暗下去了，而大街上的阳光却渐渐明亮起来。

《茶馆》这出三幕话剧中，共有70多个人物，其中50个是有姓名或绰号的，这些人物的身份差异特大，有曾经做过国会议员的，有宪兵司令部里的处长，有清朝遗老，有地方恶势力的头头，也有说评书的艺人、看相算命及农民乡妇等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层次。

《茶馆》通过“裕泰”的茶馆陈设由古朴一新式一简陋的变化，昭示了茶馆在各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

开始时，茶客的弄鸟、吃茶、玩虫，虽有些略带古风的声色，但由于“侦缉”的出现及“莫谈国事”的纸条，一动一静，均产生着一种压抑的气氛。第二幕中，“裕泰”的生存，及茶馆设施的更新与场面的收缩，暗示着茶馆在这个矛盾不断加剧的社会中所作的抗争。

茶馆中的“洋气”以及那张越写越大的“莫谈国事”纸条，则预示着更大的危机。

到了第三幕，不仅“莫谈国事”的纸条写得更大，数目更多，而且旁边还有一张纸条：“茶钱先付”。这表明了茶馆已经到了人不敷出的地步，而“茶钱先付…莫谈国事”显然反映了一种因果联系。老舍以茶馆为载体，以小见大，反映社会的变革。

作者简介：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曾任小学校长、中学教师等职；192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小铃儿》、1924年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讲师，此间创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长篇小说。

1930年回国，先后在齐鲁大学、山东大学任教．并写出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和短篇小说《月牙儿》等。抗战期间，曾主持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

1946年赴美讲学，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等。新中国成立后应召回国，创作了《龙须沟》、《茶馆》等23部话剧和长篇小说《正红旗下》。1951年，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文革”中不堪凌辱，投湖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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